●去產能處理僵尸企業，要堅持市場起決定性作用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。如果處理僵尸企業過度行政化可能要出現該處理的沒處理，不該處理的處理了的情況，所以要多發揮市場的作用，少用行政手段。

　　●頂端的1%的家庭占有了全國1/3的財產，低端的25%的家庭擁有的財產大概只占1%，所以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大概已經到了0.49%，已經超過了0.4%的警戒線，這應當值得我們注意。鑒于這種情況對稅收的調整要考慮到收入的不平等情況，使稅收作為調節收入分配的有效工具。

　　●審批權下放出現新的問題后，有人主張收回審批權，這是不適當的，不能出了問題就收權，還是要用改革的辦法，要加強事中、事后的監管來解決問題。

　　面對經濟社會發展新常態的機遇和挑戰，2015年末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著力推進供給側改革，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。那么如何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就成為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，關于這一問題，我有以下幾點思考：

　　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和外延急需取得共識

　　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的當務之急，就是要明確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”的內涵和外延。綜合目前社會上對供給側改革的討論情況來看，我覺得有幾種論斷值得我們注意：一是萬能論。認為所有問題只要套上供給側結構改革的外殼就能解決，這是片面的。二是無效論。說所謂的供給側，需求側，是理論上概念的文字游戲，不解決實際問題。三是舊體制回歸論。認為改革就是去私有化，瓦解私有企業，把大的私有企業公有化，加強計劃經濟的管理。中央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中國的戰略調整和一個主線提出來，但不少人對它的認識如此模糊。因此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急需取得共識，準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和外延。

　　去產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首要任務，核心在處置僵尸企業

　　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，是去產能、去庫存、去杠桿、降成本、補短板。首要任務是去產能，核心是僵尸企業的退出。什么是僵尸企業?目前還沒有確定的定義，所以說法不一。歸納起來，大體上有四種：牛津辭典記載僵尸企業這個單詞來源于西非剛果的方言，意思是被某種巫術復活的尸體。簡單說僵尸企業是早就應該破產、卻因為某種原因仍然存續的企業。工信部副部長馮飛認為，僵尸企業就是那些停產的、半停產的、連續虧損的、資不抵債的、主要靠政府支持、財政補貼和銀行貸款來維持經營的企業。法律專家李曙光認為，僵尸企業是指那些喪失償債能力，不能清償到期債務，已經具備破產法規定的條件，但實際靠借貸尚在持續運營的企業。在資本市場上認為，那些每股收益連續三年為負數的上市公司可以稱為僵尸企業，按照這個標準，A股市場有265家僵尸企業。上市公司這些僵尸企業一方面在資本市場維持融資，265家企業中有130家企業募集資金3281億，一方面又從政府的手中獲得了大量的補貼，據估計接近426億。所以中央提出出清僵尸企業，使之入土為安，是非常正確的。因為僵尸企業占用了國家寶貴的資源，增大了金融風險，導致了發展的不可持續。

　　去產能處理僵尸企業，要堅持市場起決定性作用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。如果處理僵尸企業過度行政化可能要出現該處理的沒處理，不該處理的處理了的情況，所以要多發揮市場的作用，少用行政手段。為什么有僵尸企業，按照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科而奈說，所謂僵尸企業是因為父愛主義，因為社會主義要愛護國有企業，政府對國有企業無條件支持，并有鐵飯碗的制度，所以僵尸企業是父愛主義的產物。現在處理僵尸企業議論很多，各級政府部門也做出行動，給出了處理的數量指標。目前，處理僵尸企業有三怕：政府和企業怕負國有資產流失責任，怕社會不穩定；銀行怕提高不良資產率；職工怕失業。處理僵尸企業要堅定不移，又要穩妥精細，尤其要做好職工的安置工作。

　　把去產能同扶貧和“走出去”結合起來

　　首先把去產能和扶貧結合起來。2020年我國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，全面小康社會的短板是貧困地區、貧困人口。政府是不是可以來收購過剩產能，支持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，會對玻璃、鋼鐵、水泥產生需求。另外去產能要和“走出去”結合起來，我們可以借鑒過去歐洲復興時美國實施的馬歇爾計劃，就要同“一帶一路”結合起來。現在我們要走出去，不確定性因素很多，風險也較大，但是我們輸出過剩產能，幫助支持沿路國家的經濟發展。采取這兩條措施，一是和扶貧結合起來，二是和“走出去”、“一帶一路”結合起來。通過上述辦法，達到既能有效地去產能，又能促進貧困地區脫貧，推動“一路一帶”健康發展。

　　把去庫存同農村的改革結合起來

　　農民有資產，有宅基地、有房產。但是這些資產不能變為資本，因此農民不能增加財產性收入，不能富裕起來，不能帶動農村的消費，如果把資產變成資本，一方面可以促進農村的消費，另一方面有利于房地產去庫存。農民富起來，帶動農村消費，經濟下滑的趨勢可以得到緩解。城市有一億多農民工需要房子，但是農民沒有錢就買不起房子。如果和農村改革結合起來，農民有了資本，有了錢就可以到城市里買房子。現在全國房子的庫存大概是7.3萬億平方米，如果農民有能力去城市里買房子，不但可以解決農村城鄉二元結構問題，還能緩解經濟下行壓力。

　　減稅不僅要減輕企業的負擔還要調節貧富差距

　　最近北京大學發布的《中國民生發展報告（2015）》顯示，目前收入和財產不平等狀況日益嚴峻。頂端的1%的家庭占有了全國1/3的財產，低端的25%的家庭擁有的財產大概只占1%，所以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大概已經到了0.49%，已經超過了0.4%的警戒線，這應當值得我們注意。鑒于這種情況對稅收的調整要考慮到收入的不平等情況，使稅收作為調節收入分配的有效工具，全面推開的營改增將會減稅5000億元，可以減輕企業負擔。如果減免食品增值稅，受益者將是廣大人民，特別是低收入的群體。既有利于緩解過大的收入差距，又有利于促進國內消費，也有利于實現包容性發展。目前我國的稅收結構不合理，間接稅收入所占的比重太大，2006年達到72%，2013年降到59%，在國際上，這一比重也是很高的。OECD國家，間接稅收入只占30%，累進的所得稅等直接稅占了總稅收的70%。累進所得稅有利于調節貧富差距。

　　要為供給側結構改革提供有效的制度性保障

　　政府要為供給側結構改革創造制度性環境，目前還有不少制度供給不足。例如僵尸企業之所以僵而不死與制度供給不足有直接關系。2015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，“要依法為實施市場化破產程序創造條件，加快破產清算程序案件審理。要盡可能多兼并、重組、少破產清算，做好職工安置工作。要嚴格控制增量，防止新的產能過剩”。《企業破產法》自2007年6月1日實施以來，沒有發揮其應有的功能。其主要原因：一是地方政府出于維護政績的需要而干預企業破產；二是法院不愿意受理破產案件；三是破產案件處理缺乏市場化；四是破產法體系不健全，沒有個人破產和金融破產制度。當前，繼續修改《企業破產法》，有條件的地方建立破產法院，避免地方政府的干預。同時要建立個人破產制度，完善金融機構破產程序。

　　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必須進一步深化政府改革

　　繼續簡政放權，深化政府改革有利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。近年來簡政放權力度較大，但是社會的反應是放權力度還是不夠，該放的沒有放到位，而且放了以后不匹配，辦事增加了難度。有的放權后監管沒有跟上，比如把發電的企業審批權下放后，地方出于本地利益的需要，自行審批了109家燃煤發電企業，約1.2億千瓦的發電量。根據我國環境情況，必須加快發展清潔能源，通過大功率特高壓設備，可以從電充裕的區域輸送到缺電的區域，這就無須每個省都用煤來發電，可是這樣和地方的利益便產生了沖突。審批權下放出現新的問題后，有人主張收回審批權，我認為這是不適當的，不能出了問題就收權，還是要用改革的辦法，要加強事中、事后的監管來解決問題。

　　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是創新的動力之源

　　中央提出創新驅動戰略后，千人創業、萬眾創新蓬勃發展，出現了可喜的變化。但是與國際上比較起來，我國還是原創性和理論創新不足，顛覆性創新更少。主要原因是，思想不夠解放，束縛創新思維的條條框框太多。

　　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，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價值追求。“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”。2008年我在廣東作了一次“解放思想與體制創新”的講話。講完以后廣東社科院的一位同志提出來，他說我們提出人的全面發展，為什么前面沒有加上自由?我說沒有寫上自由不等于不要自由，如果沒有自由不可能實現人的全面發展。每個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，是一切人創新發展的條件，是全面創新的動力之源。

　　去產能處理僵尸企業必須要有更大的決心和智慧

　　去產能，處理僵尸企業必須要堅定不移，要有更大的決心、更大的勇氣和更多的智慧。現在對于處理僵尸企業存在一些疑慮。20世紀90年代諸城處理僵尸企業的案例對我們有啟示意義，1991年35歲的陳光作了諸城市市長，1993年改任市委書記，他認為不改革沒有出路，財政補貼是補不起的，所以逼上梁山搞改革。全市282個國有和集體企業全部進行了改制，陳光因此出了名，被稱作“陳賣光”。當時山東的書記、省長請我去講國有企業改革，有一位廳長提出：諸城國有企業的改制到底姓資姓社?我回答說，姓資姓社不好做結論，應該按照小平同志的三個有利來衡量。為了了解真實情況，朱镕基親自帶領九個部委的同志赴諸城調查。調查以后覺得諸城的經驗應當推廣。1997年6月，陳光調任菏澤地委副書記，行署副專員，半年后又任專員。當年菏澤縣以上企業負債率達到122%，三分之二的企業已經停產，銀行不良貸款達80%。陳光感到這些企業賣都賣不出去，只有送個有實力的好企業才能救治他們。他說：“與其說是送出企業，不如說送出包袱，送出債務，實際上是引進來，這叫換個爹娘養孩子。只要把企業搞活，職工生活有保障，不管菏澤的企業姓菏不姓菏。”菏澤是山東最貧窮的地方，當年財政收入是4億元，而全市公務員及事業單位職工工資需要10億元。2006年，菏澤財政收入30億元，公務員工資漲上去了，老百姓生活有了改善，但罵他的人還是很多，陳光被稱為“陳送光”。但他作為改革者，欣慰地說：“我俯仰無愧，無怨無悔，改革的功過是非，應由事實評說。”今天我們去庫存，處理僵尸企業也要有陳光那樣的決心、勇氣和智慧。

　　
2016年6月6日《經濟參考報》，作者高尚全，著名經濟學家、中國經濟體制研究會名譽會長